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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4页）

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

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

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

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

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

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

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

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

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

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

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

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

慎终如始，可不勉欤！

《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

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

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

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

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

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

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

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

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

今之所忧，正在此耳。

深宜禁止，务在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