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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读书改变命运（第2页）

，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

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

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

的专科考试，“三史”

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

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

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

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

是法学考试，“明字”

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

和“明经”

，则需要多说几句。

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

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

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

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

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

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

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

就算是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

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

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

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

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

所谓“帖”

，全称为“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