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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4页）

在伯尔尼，我对他还是挺有帮助的，不像我起先担心的那么糟。

比起替自己办事来，我胆子大得多，说话也更流利。

这里的事没有在弗里堡时那么简单。

必须同邦首脑们进行不断地长谈，而且审查起他的证件来也是慢腾腾的。

最后，一切手续全办妥了，他才被允许拜谒元老院。

我作为翻译同他一起进了元老院，而且有人还叫我发表谈话。

这真出人意料，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同元老们分别长谈之后，还必须当众说一番，仿佛先前什么都没谈起似的。

可想而知，我多么窘迫啊！

对于一个非常腼腆的人来说，不仅要当众发表谈话，而且是面对伯尔尼的元老们，又是即兴发言，事前没有一分钟的准备，这真够要我的命的。

但我并没被吓住。

我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希腊主教的使命。

我赞扬了一番对他前来募捐有所贡献的王公们的善行义举。

为了激起元老们的劲头，我以激将的口吻说，我对他们没少抱希望，因为他们一向乐善好施。

然后，我竭力证明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不论他是哪个教派，这都同样是一件善事。

我最后还说，上苍将会赐福于愿意参与这一义举的人。

我不敢说我的演讲产生了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话受到了赞赏，所以从元老院出来，希腊主教获得了一笔像样的捐赠，而且，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赏识，把赞扬我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件快事，但我没敢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他听。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当众说话，还是当着权贵们，而且也是我平生头一次说得这么大胆，这么好。

同样一个人，才能竟有如此大的差别！

三年前，我去伊弗东看我的老友罗甘先生时，我曾接见过一个代表团，因为我向该市图书馆赠过一些书，该代表团是来向我表示感谢的。

瑞士人善于夸夸其谈，他们对我大大地感谢了一番。

我不得不致答词，但我窘迫不已，不知说什么是好，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不出词儿来，出尽了洋相。

我尽管生性腼腆，但年轻时有时候也挺胆大的，年纪大了反倒不行。

我越是见多识广，越是不能适应世事。

我们离开伯尔尼，去了索勒尔，因为主教打算再走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回国。

这就绕大圈子了，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进多出少，所以他不怕绕远。

至于我，我是骑马或步行几乎都喜欢，如果能如此这般地漫游一生一世，我真求之不得。

但命中注定，我走不了那么远。

到达索勒尔，我们做的头一桩事，就是去拜会法国大使。

对于我的主教来说，不幸的是这位大使是博纳克侯爵，曾任驻土耳其苏丹宫廷的大使，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大概都一清二楚。

主教拜会了一刻钟，我没被允许进去，因为大使先生听得懂法兰克语，而且意大利语说得起码同我一样好。

当我的那位希腊人出来时，我正想跟上去，但被拦住了：该我去拜会大使了。

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该像巴黎人一样的受大使阁下的管辖。

大使问我是何许人也，要我向他说实话。

我答应了，但要求与他单独谈，他同意了。

大使先生把我领到他的书房，随即关好门。

我立即跪倒在他的面前，说出了实话。

即使我没许诺，我也不会少说的。

因为我一直盼着随时能把满腹心事倒出来，而且，我已经向乐手吕托尔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心扉，就用不着再向博纳克侯爵藏藏掖掖的了。

他对我的简短经历以及我叙述时所流露出的激动心情很满意，便抓住我的手，走进大使夫人屋里，把我介绍给她，并向她简略地谈了谈我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