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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代英主（第2页）

前两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征辽是杨广自己的主意。

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兴造宫室，奢侈浪费，修建大运河等事其实扰民并不大，不是导致亡国的关键因素。

杨广在最后一两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为大厦将倾，无力回天，那时他即使积极去面对，也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会出乱子。

而门阀制度对百姓盘剥过重，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财富两级分化，又不给平民中的精英出头之路，社会矛盾自然激化。

而门阀自身的各怀私心又造成统治集团力量分散，不能拧成一股绳去镇压民变，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统治高层的李阀甚至借义军为踏脚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辽就是在这样隐患重重的背景下发生，每次强行征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夫，负担巨大，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战略，不如后来李唐以精兵袭扰拖垮高句丽高明。

而三次大规模征发，也暴露了杨广不恤百姓的性情。

其实那些体恤百姓的君主也谈不上什么爱民如子，只不过是因为担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罢了。

所以隋炀帝的问题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们的反抗能力。

其实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会出事儿，大规模征发也无妨。

汉武帝也同样不恤百姓，劳民伤财，让天下“户口减半”

，照样还不是被誉为千古雄主？

关键在于第一次征辽打输了，不得不再次组织第二、第三次劳师远征，这种连续的大规模征发终于超出了国力所能支撑的范围。

总而言之，导致隋亡的因素很复杂，正是多种力量和坏运气共同作用，效果叠加，才能如此迅速地将这个新兴的帝国摧垮。

在这个过程中，杨广确实难辞其咎，但他的过失也未必就有多大，远没有如今主流舆论渲染得那样夸张。

隋炀帝不惜国力、不辞劳苦地征伐高句丽，固然有建立功业、做千古帝王、满足内心成就感等个人想法，但更多的动机似乎还是这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希望为后世奠定稳固的边疆，不给后世留下隐患。

契丹就是在高句丽灭亡后兴起地，最终大辽发展成为比中原政权更强大的帝国，占据了河南以北的辽阔区域，长期压制着中国。

而当时的高句丽比契丹更要具有发展性，威胁更大，如果坐视其蓬勃壮大，迟早也要与中原一战，那时中原要承担的损失无疑会更大。

因此，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并没有错，错的是做战过程中隋炀帝表露出的轻敌、好虚名。

一征失败后策划再次征伐也没有错，大隋必须彻底击败高句丽，杜绝隐患；同时用最终的胜利湮灭一征惨败带来的严重政治恶果，威慑四邻。

但杨广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国内不靖时急着出征，没有考虑国家和百姓的承受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局势迅速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归根寻源，杨广的这个错误与他性格中不恤百姓，轻视民间反抗力量的因素，和虚荣好名，急于取胜挽回面子的心态是分不开地。

总体来看，隋炀帝算不上是千古明君，却也并不是千古暴君，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无是处的人渣。

准确地说，如果从外在表现来看，杨广应该算是英主和昏君的杂糅体，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相当少见地。

他英明过，也糊涂过；上进过，也堕落过；成功过，也惨败过；获得过骄人的成就，也颁布过无数条乱命；曾经使万国来朝，让中原百姓扬眉吐气，却也曾令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

我们今人看待杨广，应该秉持一种公正客观、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承认其过失，也肯定他的成绩。

如果不能挣脱长久以来那种“成王败寇”

、“以成败论英雄”

的桎梏，就因为杨广是亡国之君，是失败者，就尽信李唐王朝那些将他妖魔化的说法，把他看得一无是处，那对这段历史就将产生一个偏颇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