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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陈锡文:“城市人可以卖房,农民建小产权房,中央政府不让买卖,有人指责说这是所有制歧视,欺负农民?”
陈锡文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有些反对者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明白。
北京房价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没有人想去把玉渊潭填了盖房呢?把北海填掉?颐和园填掉?开发商都知道,谁要去招它,肯定是自己找死。
这叫管制。”
哪个国家都有管制,国外的农民也不能自由决定土地买卖,该长庄稼的地不能长房子。
他在美国看一个县里的土地用途规划图,挂在公共礼堂里,任何人可以提意见,“这道红线在图上一划,土地价格差距至少三四十倍”
,这条红线就是管制。
“关键是谁有权利来划?”
“就是啊,你划到线外肯定要跳脚,凭什么?但民主投票,从头到尾你在现场,你都是知道的。
大多数人同意了以后,由议会去审议通过,不会出不科学不公平的东西,伤了很多人利益。”
各国政府只有涉及公益性用地时才能出面征地。
而判断一块地到底是不是公益性,也不用政府来定。
我问:“那怎么判断?”
他说,“这个事是社会常识。”
我一愣,“这么复杂的事靠常识来决定吗?”
他说:“陪审员制度,一堆老百姓坐那儿,他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地要干什么,是不是公益。”
如果判下来是公益用地,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没有道理说因为是公益项目,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得好处,完了就是我一个人吃亏。”
我说会有人说您这样会鼓励钉子户。
他说,“钉子户哪个国家都有,说白了,地贵点好,便宜了才会滥用。”
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减少了一点二五亿亩,超过了一个河南省的耕地面积。
相当部分地方政府土地占到预算外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发展模式停不下来,也与超计划的建设用地供给有关。
他的意思是,既然源头在一九八二年宪法给予了政府商业用地的征用权,不必绕远路改革,一步退出就是。
“但地方政府有现实财政问题和官员考核的压力?”
“真正的收入要靠发展经济,不是吃地为生。
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见得比现在少,中国的所得税是累进的,人们兜里有钱,税才水涨船高。
如果觉得现在的制度哪儿有问题,就改哪儿呀,不能把三十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给越过了。”
说到这儿,他满面忧患,一瞬间露出衰弱之色。
我问:“有人会问,在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您说的这些是不是太理想了?”
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这个征地制度不改是不行的,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从上到下都有卖地的积极性,回过头来再过若干年,后悔都来不及,城市退不回农村去,农地就没有了。”
采访陈锡文时隐隐感觉,不是我在引导提问,是逻辑在引导我,逻辑自会把链条只只咬合,使任何一环不能拆解,这链条就是结构。
结构不是记者创造的,记者只是看见它,把它从深埋的泥土里剥离出来。
有人看这期节目我采访陈锡文时,透出政府要逐步退出商业用地之意,几乎是狂喜地打电话问:“是不是定了?定了就可以现金找村支书买地了。”
觉得这个热气腾腾的锅盖眼看快被顶开了。
陈锡文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只能把乡镇企业的用地拿来直接与企业交易,这块地才占每年出让土地的百分之二,小得很,就像煮沸的高压锅只能先用一个小缝散热。
他的话与其说是在警告,不如说是对改革能不能再进行下去的忧虑:“如果土地大量流失,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只能停下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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