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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1页）

但是，他们全都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只有我能与这样的一个对手进行较量，有希望将对手打垮。

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原先的同胞们认为这一尴尬场面因我而起，我有义务用我的笔来帮助他们。

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我按原作名称，把我的驳文称之为《山中来信》。

这项工作我准备并执行得十分机密，以至于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的头头们会晤，谈论他们的事情时，他们把他们的答辩提要拿给我看，我都只字未提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辩文，生怕漏出点风声，传到官员们或我的私敌耳里，有碍印刷。

然而，我未能避免让这一作品在发表之前在法国为人所知，但是，人家宁可让它发表，也不愿让我太清楚我的秘密是怎么被发现的。

在这一点上，我将只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很有限），而推测之事我就不说了。

在莫蒂埃，登门造访者与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一样多，但大部分来访者极其不同。

在这之前，来看我的都是一些与我在才能上、兴趣上、准则上有点关系的人，他们假借此关系前来找我，一上来便先跟我谈一些我能与他们谈的事情。

在莫蒂埃，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特别是法国方面来的人。

他们是一些军官，或者其他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

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云云。

自那时起，人们便不停地粗鄙不堪地冲着我进行寡廉鲜耻的阿谀，而此前来拜访我的人因对我十分敬重，所以一直使我免受此罪。

由于这些不速之客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肯自报家门，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是一个路数，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浏览过我的作品，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

于是，我便等着他们自己先说，因为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为何前来，该由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来看我。

大家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这是引不出很有趣的谈话的。

当然他们可能会感觉有兴趣，就看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了。

我由于并无防人之心，在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上，我谈起来是无所保留的。

他们回去时，一般来说，对我的情况可说是同我一样知之甚详。

譬如，我就是这样接待过范斯先生的来访。

他是王后的马术教官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队长。

他竟然有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自己的马，跟着我徒步走到拉费里埃尔，可我俩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玩比尔包开球而外，并无共同之处。

在范斯先生之前和之后，我还接待过一次更加特别的来访。

有两个人步行前来，各自牵着一头驮着自己小行李的骡子，住进客栈之后，自己刷洗干净骡子，然后便要求前来看我。

看着这两个赶骡子的人的一身装束，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走私贩子，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说是有走私贩子跑来拜访我了。

他们一开口同我谈话，我便知道他们并不是这种人。

但是，尽管不是走私贩子，却可能是两个冒险家，这种疑心使我一时间心存戒备。

他们很快便让我心里踏实了。

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人称拉杜尔·迪潘伯爵，是多菲内地区的一位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氏，是一位前军人，他把圣－路易十字奖章放在兜里，免得招摇过市。

这两位先生都很可爱，都很有才气，他们的谈吐落落大方而又妙趣横生。

他们的旅行方式极不合法国绅士风度，但与我的口味颇为相投，致使我对他俩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他们的谈吐更加强了这种感情。

与他俩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因为现在还在来往，他们又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不再是走来的，一开始走了来倒是挺好的。

然而，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觉得他们同我的兴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越感到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发觉我的作品他们并不熟悉，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共鸣。

那他们到底对我何所求呢？为什么这么一身打扮跑来看我？为什么一待就是好几天呢？为什么后来又来了好几次？为什么那么殷切希望我去做客？我当时没有想到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而是自那以后，我有时候这么自己在问自己。

我为他们的主动来访所感动，便未假思索地把心交了出去，特别是对达斯蒂埃先生，他神情开朗，我更喜欢。

我甚至同他保持通信，而且，当我想让人排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曾想找他帮忙，以骗过那帮在去荷兰的路上等着我的邮包的人。

他曾对我大谈特谈——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在阿维尼翁的出版自由，他还主动地提出要为我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拿到那儿去印的话。

我正好借此机会，陆续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的头几分册手稿。

他把它们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是没有一个书商敢于承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