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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第10页）

。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

。

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

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

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

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

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

，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

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

之前我坐在演播室里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

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

可能如此。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但身边这些人让我觉得，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

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图片来自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