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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教我们读这本书。
讲到论判断的一课时,他叫起我拼写judgment这个词,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与m中间插进一个e。
过了不久,另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倒是有意识地努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
耶方斯的书后面有许多练习,这位老师也不要求我们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动地做。
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请求这位老师讲解。
他同我讨论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能解决,他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告诉你。”
他再也没有来,我为此深感抱歉,我实在不是有意难为他。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计划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
门,相当于后来的系。
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有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
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当然可以教这方面的课程。
我于是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沮丧的是,这位教授刚刚要教我们却去世了。
因此我只有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中国哲学门有许多教授。
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今文学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陆王。
其中有一位信奉陆王,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程,每周四小时。
他从尧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还有五百年。
我们问他,按这个进度,这门课什么时候才能讲完。
他回答说:“唔,研究哲学,无所谓完不完。
若要它完,我一句话就能完;不要它完,就永远不会完。”
西方哲学的传入
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
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讲演中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说明。
但是他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已经一概废弃了。
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学说的意义。
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
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
可是,他们对中国的访问,毕竟使当时的学生大都打开了新的知识眼界。
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价值。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有区别的;又说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的心的概念。
西方哲学的传入,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杜威和罗素访问之后,也有许多其他的哲学系统,此一时或彼一时,在中国风行。
可是,至今它们的全部几乎都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
还没有一个变成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像禅宗那样。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
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
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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