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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
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
暗示才耐人寻味。
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
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
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我已经提到过郭象,他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
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
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诗的语言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语言。
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
但是,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好些?人们仍然会这样问。
后来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语言障碍
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它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
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
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
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
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的意义做出自己的解释。
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
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
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
《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多种译本。
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
需要把一切译本,包括已经译出的和其他尚未译出的,都结合起来,才能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
公元5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
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
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1]DominantIdeasintheFormationofChineseCulture,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62卷4号,293—294页。
收入H.F.MacNair编《中国》,18—28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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