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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第1页）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

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

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

已被频繁讨论。

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

我哑口无言。

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

我说：“你妈看电视呢。”

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

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

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

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

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

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

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

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有。”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

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