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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7页）

可见，文人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

这年冬天，我弄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印了出来。

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小小的、却是挺不愉快的分心事给打断过。

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

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阿尔让松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之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阿尔让松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

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的，却未见下文。

我把我所做的写信告诉了杜克洛。

他与“小小提琴手们”

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

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其牟利。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桎梏之后，我便平静而愉快地生活起来。

我虽不再享有极其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

我厌烦透了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承受他们所谓的恩惠的奴役。

我决定今后保持淳朴和善的交往。

这种交往既不妨碍自由，又可增添人生的乐趣，而且，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我有很多这样的交往，足以使我尝尽自由的甘美，而又不必听任别人支配。

而且，我一尝试这种生活，便感到这正是适合我这把年纪的人的生活，可以使我在平静之中安度晚年，远离我刚刚险遭没顶之灾的风暴、纷争和烦恼。

在住在退隐庐以及后来迁至蒙莫朗西的时候，我结识了几个近邻，使我觉得很开心，毫不感到受其束缚。

其中，首推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初入律师界，尚不知将来能有何作为。

我不像他似的，对此抱有怀疑。

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事业有成的，结果被我言中。

我对他预言道，如果他在承办案子时严加选择，并且永远只做正义和道德的卫士，那么，他的天才将受到这种高尚情操的培育，将会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们的天才不相上下。

他听从了我的忠告，而且感觉到颇为见效。

他替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堪与狄摩西尼（）①相媲美。

他每年都到离退隐庐四法里的圣伯利斯度假。

那是莫勒翁家的封地，属于他母亲所有，从前，伟大的博絮埃在此住过。

就是在这块封地上，类似的大师相继而出，使其高贵名声得以延续。

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

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

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厚，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儿》。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甫马尔托尔先生。

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甫，至少也可以给他一个教区管管。

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私交甚笃。

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大名鼎鼎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得咬牙切齿。

他知道许多有关上述两人的罕见逸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最热烈的友情。

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

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年老垂暮，但对所处理之事仍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评说得头头是道。

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甫所言。

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