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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第3页）

的地步。

三是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

如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全国垦田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

二、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形式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国家利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宋代的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展。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产而变为私田。

一是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如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

又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

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异。

三、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

，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

“千年田换八百主”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

等等这些言论，突出表现了宋代土地关系的这一特点。

鉴于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繁，宋代对土地买卖实行了规范化管理手续，即买卖土地的双方要在政府机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作为土地产权转移的证明。

这种土地买卖的规范化管理，就是国家对土地买卖合法性的承认和保护。

四、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时，吏人张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亩，分散为三十八段，佃户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无锡县学添置“养士田”

近一百段，客户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亩，少者仅一角、二角几十步。

虽然宋朝在农业上的发展比此前的所有朝代都要快，但其在土地制度上的弊端，确是一个致命的因素。

宋朝时，均田制已经被破坏了。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

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

这也就不难理解王石为什么会变法。

默许土地可以进行买卖，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开垦那些荒废的土地，因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然而究竟什么样的土地制度适合于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能够执行的下去，这个问题是关乎到生死存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