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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590—617)统一起来。
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618年至906年)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
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可与汉代媲美,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
628年,唐太宗(627年至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
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学里讲授。
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
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
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形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
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已经不少。
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韩愈和李翱
直到唐代的后半叶,才出了两个人,韩愈(768—824)与李翱(约844年卒),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学》、《中庸》。
韩愈在其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
(《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翱在《复性书》中写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
……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
……呜呼!
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
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
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
(《李文公集》卷二)
这种“道统说”
,孟子早已说了一个大概(见《孟子·尽心下》),韩愈、李翱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
禅宗的说法是,佛的心传,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到弘忍和慧能。
后来新儒家的程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
(朱熹《中庸章句》前言引)。
人们普遍地相信,这个道统传到孟子,就失传了。
可是李翱,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颇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
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翱以后的一切新儒家的抱负。
他们都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承道统。
他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新儒家的确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特别是孟子的神秘倾向的继续,这在以下几章就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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