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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大洗牌2（第5页）

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

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

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

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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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

了。

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

。

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

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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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

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

拜占庭后来变成伊斯兰的地盘并不再回归基督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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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大体如此。

然而正是罗马帝国的“失误”

使西方受益无穷。

王权与教权的鹬蚌相争，让王室与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种集团和势力渔翁得利。

包括宗教改革能够在德意志顺利进行，也都因为钻了这个空子。

这才有了城市经济，有了市民阶级，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这是后话。

阿拉伯帝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没有国家。

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的。

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既是宗教的传创者，也是帝国的缔造者。

以后的阿拉伯帝国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维齐尔（宰相）则只是行政权力的代理人。

等到苏丹成为实际统治者并架空哈里发时，帝国也变成突厥人的了。